江青同志1975年4月3日在新华印刷厂、1976年9月在清华大兴农村分校和工物系谈话.txt

江青同志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与新华印刷厂工人的座谈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下午六时五十分至九时二十分，江青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找新华印刷厂二十五名工人代表座谈。迟群、谢宜及两校大批判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谈话。刚一到，江青同志说：“干部谁来了？我到新华印刷厂几次，被干部包围了，我要反抗。”“多叫些工人来，不要老叫干部包围我，你们不自在，我也不自在。”
江青同志讲：今天和同志们谈谈，交交心。我这个人愿意而且是经常和同志们交心。我去你们厂四次，非常对不起，身体别扭，两个月五次感冒，影响上呼吸道，咽炎。我到精装车间，条件差，不能到所有车间都跑一跑。我叫做年老多病，其人奈何。
不要记录，学习主席，讲话时可以睡觉、开小差。
多次接触同志们，给同志们提了一些问题。今天我先说一下我做点自我解剖。我到省委、地委一些地方作自我解剖。我有缺点、错误，要立即纠正。同志们对我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除非我没有觉悟到。请同志们批评我。
我在四季青走了四分之三，中越公社差一个队，小靳庄也没蹲的下去，是由于气候不好，不允许住下来，身体上的问题。让我坐小汽车，不心安理得。到你们厂也不是心安理得。警卫员不许可我在院子里锻炼。过去拿小板凳来治疗，出汗。我做过放射性治疗。有两年以上的时间不能做工作。也是相对的说，我去海南岛解剖两个战士、一个班，研究了文字、京剧改革、文学、艺术、照相机，在这方面就有了发言权。天气暖和了，我还要常去你们厂。
我作为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个卒子来说，有时身体不好，三、五天感冒一次。什么都忘了。我读的书也忘了。我是一个重脑力劳动者，你们知道我干多少行吗？大学教授只研究一科，我干多少行？京剧、电影、交响音乐、芭蕾，自己不钻研行吗？没有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实践行吗？不仅要有过去的斗争实践，还要有现在的斗争实践。我是这样衡量的，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道路，和帝修反斗，达到自己从青少年就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
我现在苦得很，昨天电影工业我也抓一下，看了几部彩色电影。看多了就眼睛痛，累得很。一昼夜没睡觉。电影工业会议，外国人说我们过不了关，我看了，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彩色电影基本过关了。看了回来琢磨，和以前的对比，想了，看得太多了，不得了，夜里整宿睡不好觉。到你们厂就是休息去了，就是条件不好。我想了一个愚蠢办法，把你们的书搬到这里（大会堂）干。但是这样干，不好，脱离工厂。
在延安整风、审干，那时我分析过自己。是组织上入党，思想没入党？不对，这就全都否定。又认为组织上思想上都完全入党了？这样也不对，全都肯定了。我想我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入党。现在还存在，程度不同，表现得不多，这点我是问心无愧的。在座的人都有公有私，这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公哪来的私？没有私哪来的公？我，一个共产党员，是公字当头，公放前，私放后。我基本上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问心无愧，对得起主席，对得起全国人民，对得起在座的同志们。有个别时候，我也有私字。科班出身，主席见面就批评我。主席说我不批评你批评谁呀？光明面、阴暗面，我这个人是光明面为主。缺点错误一车厢、几车厢，提不完。我觉得每个同志都得解剖自己。
我十五岁独立生活，考上艺术专科学校，成了被不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九·一八以后，我不愿作亡国奴，起来奔走呼号，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我有一个悲惨的童年，超过了高尔基的母亲。当初，母亲告诉我，洋鬼子坏得很，抠眼睛。在家里还要反封建。父亲打母亲，打得手指头伸不直。为了保护母亲，全家统一战线。为了保护母亲，我的牙齿打碎了。从那时我立志要养活母亲，不让母亲受苦。我不迷信鬼神，夜里走路不怕鬼神。悲惨的童年决定了我跟共产党走。胡适，闻一多，文学院院长……梁实秋，赵太炎，艺术专科院长帮我读文学，沈国文什么都写，说我的笔锋象谢冰心。他们拉拢我，说你要是参加游行请愿，就取消你的助学金。争夺得厉害。沈的妹妹让我给她们织毛衣，拉拢我，然后教我写东西，我不干。九·一八以后，学生爱国被看成捣乱行为，当时我十七岁，不明白怎么学生爱国是捣乱呢？我们要求到南京请愿，不行。找沈国文，挨批评，我生气了，跑到树林里气哭了。
当时有两个反面教员，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主义，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那时就读过了，背了，有的不懂，懂的就用了。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一点我懂，当时对第二国际不太明白。
你们学习有困难吗？在困难面前是进攻还是退却？要进攻。三十三段语录我学了好几遍了，还要学习。《国家与革命》学了两遍，《哥达纲领批判》也读过。主席的主要著作我全部看了。开始不知道主席有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我要求降工资，干掉几个级别，不知主席有这个指示，要干掉几个级别，斗争很大。到现在，没有骂我的了。我要求降工资，当初这样做，破坏主席战略部署。对资产阶级法权，跟我干，林彪想给我长，长了一百元。林彪用这个收买我，我发高烧，逼得主席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
红星、红旗是我提出恢复的，不是林彪搞的。林彪收买主席的老婆。我对林彪，有个认识过程。以前以为他很好，有个认识过程。我也不听小广播。主席从来不讲别人的坏话。陶铸吹捧林彪很厉害。我发高烧，林彪找我，折磨我，不让我睡觉，我向他发火。“九·一三”我差一点打乱主席部署，江青不改，九大批评。“九·一三”我怕主席难过，全部揽下来。受批评，我快虚脱了。主席从来没这么厉害。在庐山会议上，叶群在会上说……。我对叶群说：滚滚，杀头、坐牢。那时叶群还没暴露。我让秘书给林彪打电话，林说快睡觉了，叫黄、吴、叶来折腾了我一夜，不作自我批评。我差一点破坏了主席的战略部署。
丰台会议。九月十二日从江南回来，主席保他，仁至义尽。“九·一三”他不走不得了，没法办，他走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他历史上一系列反主席，主席一直保他。林彪他们说，我既不受捧，又不识招。
过去五十度强光，眼睛受不了，机器声音受不了，就出汗、呕吐。放射性治疗后的反应，练一练，在小码头上从半小时到两小时，朝霞，从五百度强光到多少万度。我照像自己出钱，林彪钻空子。一九七〇年主席前脚走，林彪后脚走。他身体很健康，主席接见外宾他不参加。刮了胡子让我照像，警卫员傻呼呼，气坏了我。我不照，他灰溜溜地走了。一九七一年他们自我批评，主席改了两次，林彪动员各大军区看江青，造成团结气氛……大量照像，灯光只能拍两个人。林彪羡慕我和总理照过像，他想和我照，打着主席的招牌，打着我的招牌，以拾高自己的身价。七、八、十三期（指《人民画报》），上当呢！我不知道要放到七、八期合刊上，看，全是我照的人物，突出林彪，放到显赫位置，林彪的最多。这些画报要发到农村去，我批的“不宜发”。林彪要登放大的秃头。“九·一三”后，回想林彪为什么对照像注意，是个阴谋，以后我就不照了。自己有一点财富，死后交给党。小样有四千张，准备烧，照得好，不含得，忘掉了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担负着国家大事，不能把自己当作艺术家、摄影家。小样全烧掉。你们要监督我。
不要冒险。上你们那儿不注意，搞了感冒、发烧。不叫活动就是关禁闭，限制我一下。恢复脚踏车、骑马，好上小靳庄。坐小汽车怎么上农村？其实群众保险。以后坐红旗去到你们厂。坐大丰田震得脑袋疼，以后还得坐红旗去。散步，汽车跟着。
公与私之间，我基本上是公在先，私在后。光明面、阴暗面，我是光明面为主。我是很乐观的，不仅在阶级斗争中，还有和疾病斗。每天起来打拳、读书，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干掉我级别，不干，写信给主席，我不要，主席批示：“同意，汪主任办。”这是理论问题指示前。现在理论问题指示后，我级别动，涉及面大处理要谨慎，主席批我，不让我再降。
苏修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搞世袭制。林彪也是这样，老子是副主席，老婆是主任，儿子是副部长。苏修就是这样。现在主席健在，从庐山会议起，主席就讲干部学习理论，学马列，特别关键的是自学。现在又号召全国学理论，就是要反修防修。把这个交给工农兵群众，出了修正主义就好办。宪法规定了四大自由，有罢工自由，再出修正主义我们就这样千。我们的劳动不是商品，我就是没昼没夜的千，也不知道哪天是休息日，只是在批文件时看看几号。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不要把主人翁的自豪感忘掉，我没有把自己劳动当商品，把劳动力卖掉。
我有二百元，房租主席一人出，我住在办公的地方，不出钱。普通工作人员，我的房修了，没地方住，住在办公的地方。将来，交房租五十元。我们那有三类：第一类比较富裕，第二类正好，不富不亏的，这样好。有钱就不革命。我们基本过供给制生活，主席节省，我有点浪费，觉察到了就改，我身上没有钱。第三类是欠了债的。工作人员，我出五十元，处长出三十、二十、十元，最少元，帮助困难户。×××（指一位工人）家里摆设得不得了，三大件，比我和小谢家里都好。我的家里是孔夫子搬家。
天津工人为了庆祝三八节，给我送了两块表，献礼，我拒绝了。我亲自坐车送了回去。我去说明，工人的心意我接受，但东西不能收，收了还了得？不能带这个头。海南岛送水果，有一次送西瓜，送到人大会堂要给我。三令五申不让送，我说谁带的谁送回海南岛。我就不要，从此就不送了。林彪一平二调，主席反对。
不能慷国家之慨。有私，我干掉了一些，稿费有的交党费，有的放在新华社。照像，人家说好，我也觉得不错，自己欣赏自己嘛！（照像设备）工作间，照近物、人物、幕布……自己出钱买，全部交给新华社，不算钱，有两部照像机，主席买的，一部是自己买的，一部是人家送的，有几个银幕都给人家，现在只有一个。我自己的生活费，自己也不管，出门一分钱也不带，也不知道存多少钱，一拿出存折来比主席的还多。我照的小样都想烧掉，但想到还要给党留点资料，我给主席照的像很多，都在新华社。我照像的东西都是自己买的，后来全部送给了新华社，没要钱。一九七〇年我用了一些东西，三千多块钱，林彪不给算钱，说算了吧，报销了吧！我向主席说了，主席说，不能慷国家之慨，要算清。第二天主席给我一千元钱，回去一算，不够，彩色要四千元。主席批评我，不要为小事犯错误。
林彪向来不作自我批评，对我说“非常对不起江青同志”，当着林彪的面烧了一百元的条子，影响太大，现在心安理得。
工资复杂，中央级别几百种，我想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我有两块表，一块表卖掉，帮助欠债的同志还债，三八节天津送表，我从来不收礼品，我不能开这个头。北大有一个每月都交一百元党费的，我应该向这个同志学习，我想干掉一点，你们（指警卫员）不帮我千。要研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取消，一定要限制，不要扩大。拒绝我，要向主席告状。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警卫员不让去碣石，今年我要去，要坐直升飞机，主席不批准。我要骑马下农村，坐小汽车震的很，头疼。鄙人年轻时能骑脚踏车，双手离开车把，我学开车，司机教教。
分工越细人越愚蠢，资产阶级法权越扩大。有的认为这行没我不行，有的就不行，资产阶级法权最能钻。上海有一个工厂，工人进行义务劳动，有十二个技师不千。这十二个人是组装机器的，没他们不行。我们要多学儿样，他不干，我们就上去，有了技术就有了一个橡皮饭碗了……。
美国给日本大油船，没几个人，话都不说，不需要多少劳动力。你们学习，我希望你们厂检查一下，是否有劳动力上的浪费。
我发现你们厂两个问题，你们办“业大”要什么条件，××说是初中毕业。从这点看，不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条，而要资产阶级学历。不但你不能读，我也不能读，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新华社简报报看，你们学习没学到点子上，党组织学习存在问题，政治挂帅存在问题。
共产党员要做辩证唯物主义者，又做历史唯物主义者。我问厂史，谁也不知道，或者这个说一点那个说一点，我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知道厂的来源，是怎样从苦岁月过来的，用什么教育青年？年轻入没见过资本家，只能见修正主义。×××、××八岁做童工，过去受过苦，你们今天甜滋滋的，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源。
青年人要敢于站出来，问老工人，让他们讲。
搞厂史就是要弄清过去受过什么削剥，现在当家作主了，还有哪个部分没有真正当家作主人。学习春桥文章，没有真正学到点子上。春桥文章写的简炼，内容深刻，要动脑。什么是学到点子上？其中最主要的，最新的是九届一中全会上主席的讲话，你们就没搞到点子上。红旗上一篇三反五反的材料。五八年春桥文章，当时是柯老组织的，是主席批准的。
我一下厂，干部包围，打破封锁。自己对自己厂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光知道现在，怎么教育后代呢？人不能割断尾巴。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不研社会发展史，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商品分析入手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基础，不能脱离实际，马克思叫治经济学。人与人关系，阶级与阶级，就是政治。经济学家要从书房走出来，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去。
天气暖和了，我要常去。过去院子里种菜，今年不行，种药材超过了药物研究所，群众需要的佥银花、麦冬。
整天干什么？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我对工业不管，但看出工业有问题我不能不管，干的事不符合的我就管。你们为什么选我是政治局委员呢？不管大事就要撤掉我。
海军飘带纪念英国打拿破仑的一个大将，特别难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元帅服是过去警察的衣服。作为军队的一员非常光荣，我对红星的感情是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中穿军装，以后又改便服，为了红星我哭了两次不摘。
讲《国家与革命》。所有制问题，有人对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所有这段话想不通。马、恩、列宁、主席的指示，在未来是真理，具体的有历史局限性，个别局限性。《国家与革命》上讲马、恩认为英、美民主，没有常备军，可以不用暴力解决，列宁发展了，西欧、德国是军事官僚，军事独裁。
蛋白体、蛋白、蛋白质，是生命的起源，要蛋白实物，本来科学发明这些东西，人工合成蛋白。
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向你们群众交心。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人。我和你们谈话，不用写发言提纲，因为你们都是工人，我不怕你们抓小辫子，不害怕，不紧张，很自然，我说错话，犯错误，改正。
不要资产阶级法权，不要不行，而是有人扩大了。但要限制它。有的干部村、干部乡，表面很好，搞的不错，有一个小村，只有三十二户的一个小会计贪污了很多东西，电器材料，搬子几十把，可能是一个集团。
上海一个卖菜的，由挎小篮子到摆摊，由摆摊发展到资本家，开始两间房发展到两上两下，又发展到四上四下，一人的工资比我多得多。所以不把眼睛擦亮不行，这种东西不搞掉，我们就要受二茬罪。青年工人要向老工人讲。
给你们几份材料，在你们范围内学习，让你们扩大一些眼界，这些都是给中央政治局看的。
北影厂名义是全民所有制，但拍不出我们的电影，向主席求救，派了八三四一进驻，两个同志，军、工宣队进去了，发现他们实际上把全民变为集体的，甚至个人的。有四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创作自由、四个导演为霸，高薪还不说，要写剧本先拿钱，一本没写完，就先借钱花，这样不行。军、工宣队撤出去，要学主席对周扬不下乡就让一营人武装押送。这些人一辈子吃工农兵，反工农兵，根本不到工农兵那儿去，要武装押送。通过学习，改造成为新人，有进步，光明面主导。
京剧团不会打补钉。体育团出国，有的外国人送黄色东西，××就穿起了超短裙。所以我提倡同志们穿一些民族服装。外国人送黄色唱片，拿这个腐蚀我们。小庄求救，讲不得了，一些黄色音乐都出来了。你们那里就不存在这些？什么《第二次握手》，要专它的政。你们要拿出一本象样的小说，象样的剧本来，占领这个阵地。位子空着，人家就要来钻。你们的生活不要单学样板戏，还要唱革命歌曲，打球。小庄去了，我打球一次只能七分钟。要活跃一点，解除疲劳。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商品，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是主人，是为革命而做的，我们不是把自己卖掉，换钱来。因为存在商品，级别，商品在流通交换系统中还很多，不限制不得了。首先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阶级自愿为革命，不要把劳动力作为商品，不要想钱，赚多少钱就是商品……
五次三次发烧，《老子》我还要读。《国家与革命》又重新学，要了解历史，厂史赶紧弄一份送来。
第二天，四月四日，迟群又传达江青同志的电话指示：“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新华印刷厂根据记录整理）

江青同志九月二十七日在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的谈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半
一、吃午饭时：
觉睡得很好，时间虽不多，质量很高。我到这儿是养病的。和你们这么多好人在一起很高兴，吃的多，睡得好，以后要和你们一起劳动，在田头地头批邓。（有人说：希望首长多吃一点，保重身体。）斗争这么激烈，我是要注意身体。我看了一个材料，可以和大家讲一讲。主席逝世后，有的贫下中农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怕地主往回要地，要房子。藏族怕达赖回来，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请大家转告同志们放心，天塌下来我们顶着。全国有许多单位批邓处于中间状态，希望你们清华批邓批出新水平。（当×××同志谈到她和走资派斗争，挨她们大队副书记一家人打时）对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人打你，你也要打他。有人也想打我，咱们是同病相怜。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死，我要活，活着跟他们斗。（讲到这儿，把正在喝汤的汤匙扔到碗里就不吃了，愤愤而去，谢静宜急忙上前扶着走了。）
二、下午在花生地里：
（下午近四时，江青同志骑着马从大马路上到了花生地。）我年老多病，其人奈何。但我不服气。主席最近教导我：一张报纸要从头到尾看完，我现在正在培养这种从头到尾看完的精神。（朝农一个人说：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盼望您到我们那去。）
啊！你是朝阳农学院的，明年我到你们那儿去。（朝农的人说：我们盼望您早点去。）那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工作允许，二是我不死。（有人说：您要好好保重）精神不死，我还要斗。我要好好恢复，尤其是记忆力。我被他们迫害得很厉害。我要保重身体，好好工作。（有人说：和您在一起，就象和毛主席在一起一样。）不在个人的去留。死的就算了，主要是我们活着的人。要自己动手，在延安主席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时我也上山开荒去了，我只会用镢头，后来就纺纱，我是织毛线。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记者在不在这儿？记者不许记。
讲我学骑马的事吧。先讲我骑毛驴，那时我在白区工作，从老北京西直门外一个什么地方，记不起来了，到香山去，要骑毛驴，……
九·一八事件，你们记得九·一八是哪一年？日寇哪一年入侵咱们的？（有人答：一九三七年）好象有错误，是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七年是七七芦沟桥事变。那时我怕当亡国奴，所以找共产党，去延安，走到半路上，车也没了，路费也没了，尴尬得很。正好碰上一辆运粮车，还有一辆车装得比较空，上面有三个人，你们猜是哪三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秦邦宪（博古），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我就见过那么一次。我要他们带我走，他们不同意，说你还是坐粮车走吧。这时有人告诉我可以借马，我就去借马。人家不知道我不会骑马。我骑上去了，马不是吃草就是往回走，我下来了，折了根柳条，又爬上马，在马屁股上使劲抽了一下，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众：马快跑起来了。）那马没命地跑，一直从××跑（没听清）……我想这下完了，非要把我颠下来不可，跑出好长路后，马也累了，我也颠得浑身疼。到了洛川，那时党中央正在开洛川会议。熟悉毛选的同志知道有名的洛川会议。当时周总理第一个出来接我。我当时一点劲都没有了，站都站不住，但我想，要挺住。中央同志还得一个一个地拉手。当时没见着毛主席。去延安时我搭主席的车去的，我不知道是主席的车。



江青同志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花生地的谈话
〔当念中央四号文件时〕江青同志说：先武装，然后批判。你们的胶卷不要照我，这样不妥，要照重大的政治事件。
〔当读完四号文件第三段时〕你们听懂了没有，有什么问题？
（答：听懂了）那我给你们提个问题，什么叫做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答：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差别）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讲了不少，但还缺一点东西，也许我说得不对。说听懂了，这里还有一点问题吧！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如何理解？这是指示的要害，没有明白这个，就白学了。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有没有区别？主席讲了，有人查了列宁原著，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问主席，主席说就是这样讲的。不学习拿什么批邓。邓小平可以说，你说我是走资派，我不是资本家。你怎么驳倒他？（答：比资本家还厉害）邓小平没有开工厂，他实际上比资本家厉害。苏修就是比资本家还厉害。他们不是法权，是特权。
我这个官不算小了吧！要摘投机倒把，门口的吉普车装不下，可现在我连一辆自行车也搞不了呀。
邓小平、林彪对全国工农业生产搞一平二调。林彪要灵芝草，长生不老。这其实是迷信，实际上是要全国向他们进贡。邓小平搬了几次家，最近盖了房子，花了多少钱？（答：四百万）那还不算人工，不算地下建筑，他还要工人在墙上刻花，工人说不会，这才作罢。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不能那样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或者叫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少数人支配一切。
邓小平他们有勤务员、警卫、秘书，都是国家派的，他一个钱不花。资本家雇人要精打细算，还要给工资。邓小平的工资是四百块钱，和主席一样。主席降了几次，还要降。邓小平说：工资不能再降了，你们家孩子少，我们家孩子多，再降不行了。走资派比资本家还厉害，他有权力可以支配一切。他们是党、政、军、文全部垄断，大垄断集团。对外搞投降，对内搞法西斯。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原来的资本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谢静宜：大笔一挥，合作社就给砍掉了）二十万。（谢静宜：大笔一挥，就把石油卖出去了）不只石油、煤炭，外贸部清查，有些东西宁可烂了，也不内销。邓小平他们卖国，我给同志们讲两个例子，是国耻。美国的一个资本家送给外贸部一个二十七公斤重的大铜牌，上面刻了字，其中说，非常感谢中国工人阶级的有效劳动。什么是有效劳动呢？就是使资本家发了财。邓小平不仅卖我们的煤炭和石油，而且把原布大量出口，压价了再压价。什么是原布，就是织好了没有漂白没有染的白布，以致使得美国抗议我们是倾销。同志们，我们八亿人口的穿衣问题还是很困难的，我们有许多印染厂，为什么不在国内染好再卖呢，价格就会提高好多倍。还有一个例子，日本的一个资本家死了，在遗嘱上写着：你们不要忘记，我要破产了，中国人又让我发财了。我们制造的药品是很好的，外国资本家买我们的，到了香港，换了包装，又卖给我们，要价很高哟。这些外国资本家也做不到呀，洛克菲勒财团是美国十大财团之一，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权力把煤炭、石油卖给别人来开采呀！（有人说：他有钱没有权）一个资本家出来指挥，群众就会说，你是资本家，出来干什么呀，最后就会把他赶走。
邓小平从不讲货币而讲票子。货币是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它相当一定量的货物。为什么说邓小平比资本家还厉害呢？因为他们不仅有法权，还有特权。当然是这样，主要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权，他们比官僚资本主义还厉害，他们什么都让警卫员、服务员干。
江西的“鸡窝”越盖越高，越盖越讲究。叫“干部新村”，是相当漂亮的四合院，不仅自己享用，还有老婆儿女。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材料，西北有一个高干，一次正在开会，他老婆跑来就嚷：“没吃的了，没吃的了！”参加会的都很惊讶，怎么没有吃的呢！原来是他家的鸡鸭狗没饲料了。这是笑话，这不是法权吧。
我也有点法权，到哪个地方去接近群众要坐专机，有时还要有专列，非坐不可。我不能坐长途汽车，坐几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呀！组织上照顾我。过去说：“巡抚出朝，地动山摇”。我出来不也惊动不小吗！
我买了花生是给主席身边的大夫、护士吃的，他们的心情不好，不比我的心情好多少。
文化大革命前，有更大的特权，军队一些干部子女，不用考试就进了大学，这是特权，文化革命给革掉了。
〔江青同志休息后，回来又说〕人格化了的资本家这个提法是我自已学习的体会，不一定科学，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驳，我们大家共同学习。
比资本家还厉害，资本家雇人要自己出钱，而走资派雇佣劳动力国家出工资，这是最本质的一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主席讲的非常深刻。马克思当时只有一个巴黎公社，他也没有参加，只是总结了它的经验。列宁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许提高工资，多给他面包他不高兴。后来他遇刺受了伤，身体不好，他只领导了七年。这是主席对这个历史阶段的重大发展。
主席著作我学的不好，我要重读主席著作，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从七届二中全会到四号文件，还有一个批示。（谢静宜：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要不断地复习，读了都象新的一样。你们清华北大任务很重，斗争摆在面前很艰巨，皮毛的学习不能解决问题。
新华社记者来了没有？你们不要写什么东西，不要帮倒忙。新华社记者不错，顶住了。有人要他们写我的材料，他们没有写。邓小平在全国造我的谣，把谣造到主席头上了。他们要把我弄死。但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公开摘掉不行，就釆取软禁的办法。清华大学是发难地，他们去年夏天告迟群、小谢的状。主席和我没有告诉小谢。主席指示了，还有人告状，在斗邓小平的时候，还往上递材料。
我是有很多缺点错误的，但我毕竟还是执行主席路线，捍卫主席路线的。他把我看成眼中钉，见面就批我，有的话不是我说的也要安在我头上。主席经常批我，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主席是亲者严，疏者宽。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主席的批评了。不过我现在也过来了。
邓小平他们已经搞了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赫还是在斯大林逝世了几年后搞的，而邓小平在主席健在的时候就搞。他们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厉害。主席的体魄非常好，这么早逝世，他们的迫害是重大因素，主席在临终的一天，还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头脑非常清楚。他们对主席的迫害你们不知道，以后再谈。
现在有坏人在主席生病治疗上作文章，天安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亲眼看见了，说主席那么健康，怎么突然逝世了，说有人搞阴谋。这是挑拨，治主席的病还不是我主持。主席病重时，托咐了四位领导同志看护，没有告诉我。医生护士他们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我要感谢他们，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他们，感激不尽。
〔当工物系给她送苹果时〕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苹果我吃。但是，用邓小平的话说，你们要带票子回去。（苹果）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吃。


江青同志九月二十九日在清华工程物理系的谈话摘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
〔有人念中央四号文件。当念到“小平偏袒刘冰”时〕江青同志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第一封信，没有点小谢，因为小谢能见到主席，写第二封信时，他们更猖狂了，连小谢也加进去了，其实他们是搞我，矛头对着主席。这两封诬告信十月十三日送上去，主席十九日就批了，邓小平封锁消息，不给我，我提出要影印，发给大家。
〔当有人讲到邓小平授意炮制《论总纲》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提法时〕现在还有一个提法，说有人打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连逻辑上都不通。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主席对马列贡献很大，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只看到巴黎公社两个月，两个人也没有亲自参加，但他们总结了公社的经验，这就很了不起了。列宁一九一八年后执政，有七年的实践经验，但很快就遇刺受伤，以后也没有人听他的，他写了《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大部分内容，今天是适用的，但也有一些地方不能照抄。我们主席从建党、建军、建政以来，经验丰富多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我自己是看到了二十三条后，对走资派的认识才明确了，可是，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我现在才看到，被他们压下了，封锁了，这里面讲的更清疑了，那简直是吸血鬼。列宁讲建成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我们就是建成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对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答：我们是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本家，有党内资产阶级）不是，你说的不全面，只讲了个边。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从理论上说清疑。列宁讲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主席讲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从政治经济学上说明了问题。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没有？没有，他不要开工厂，不要办商店，他都不要。资本家的工厂、房屋、土地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后，定息也不拿了，只保留了一个高薪。可是走资派有党权、军权、政权特别是党权。《不夜城》这个电影，就是在上海大资本家荣毅仁家里拍的，为他们树碑立传，嚣张得很。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人格化的资本家你们看到了吗？没有，可是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资本主义，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算了一笔帐，走资派特权吓死人。干部子弟可以无条件上大学，特别是军队，两分也可以录取。这种情况多了，他们巳经不是法权了，超出了法权，是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还要保护呢，主席讲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现在工资照抄苏联那一套，级别很多，可麻烦了，要增加工资，面很大。象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减工资，我们没有什么负担，进城以后实际是供给制。主席几次提出降工资，降到四百元，有人就说：“你们家里孩子少，我们孩子多。”就降不下去了。
邓小平为了保障他们的政治路线，也搞组织路线。有的人，他可以连提多少级，收买他们。有两个人，邓小平专门批了，可以不交水电费。他们可以利用职权，比资本家还厉害：洛克菲勒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大财团，他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有签石油、煤炭合同的权力吗？可是邓小平有这个权力，他可以代表政府。有一次，邓小平说，我们有许多城市可以开放，搞旅游事业，招待外国人赚外汇。我说，那不成了殖民地了吗？政治局也都不同意。有时，我也是孤立的，在主席生病期间，他们迫害主席，欺侮主席。我们主席，党中央的主席，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可是邓小平他们搞了个为反革命翻案的材料，其中攻击主席是斯大林的晚年，我一看材料上写着送许多同志，但不送主席。我看了后很生气，批了，建议送主席参阅，他们看了以后很害怕，把一些人的名字圈掉了，说这个有病，那个老了。圈掉了以后，邓小平再批了“照送主席”，狠毒的很。邓小平要替陆定一、薄一波翻案。对陆定一，主席有批示，陆定一不能翻案，证据确凿平说薄一波自首，是中央要他们自首。我说什么中央？那个中央？拿出文件来。我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那个中央要他去自首，他能去自首吗？彭、罗、陆杨是定了案的，杨尚昆是苏修大特务。他们打击新生力量，可是年轻的如果是听他的话，他可要呢。主席是最老的，我也不年轻，他们整我，可整得厉害呢。所以说，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对马列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真的看不见吗？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家没有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资产阶级，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邓小平打着老干部、副总理的旗号，连旧社会做人的道德都没有。主席那样保他，话，说“你那个历史问题究竟有没有？”他说：“没有，就是要向中央汇报”。对他照顾的好好的，在江西给他找了个地方，可是他一回来就干坏事。七四年为“风庆”轮的问题，当时斗争很厉害，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大骂我，气得脸上的肉都发抖了，当时有的同志劝他，有的人（他的部下）吓坏了，他骂完了就扬长而去。后来又找我赔礼道揪，说：“我这个人就是说话容易走嘴，咱们是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当时说：“我也有错误。”事实上什么两个钢铁公司，他是资产阶级钢铁公司，我是无产阶级钢铁公司。在悼念主席的时候，大家都很悲痛，我说：“化悲痛为力量，咱们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今后的任务相当艰巨，这样才对得起主席对我们的期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巨大的贡献，是全世界人民的无价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不用开工厂，用权就行了。林彪也是把全国的东西一平二调，我说他就象是封建帝王式的进贡。他甚至偷文物，最近查出来，他偷了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邓小平也是这样，他用不着走后门，不用吭声人家就安排好了。我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推都推不掉，厉害啊，糖衣炮弹。你们的苹果我是要的，但一定要按市价付款。
主席对马列的贡献太大了。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不过他的手法变了，剥削手段也变了。
主席讲，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我们，是很有分寸的。我小时侯学“修身”课对它很反感。先生在上面讲，我不听他的，后来搞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老二。孔孟之道几千年来根深蒂固，腐蚀中国人民。我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个妇女，不识字，但是《女儿经》她能背过大半本。我父亲也不识字，但后来我发现他讲的话有许多还是《论语》上的，过去灌输的就是这个东西。
主席逝世，大家很悲痛，特别在主席身边的人，非常悲痛。我一去，大家都哭得厉害，我也忍不住悲痛。后来我想，不能都这样，我把文件拿出来，要大家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我的反面教员很多，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抗日。主席逝世了，不光我们，就是国外华侨，尽管他是资本家，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十分悲痛。从参考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外国的人民也很悲痛。有些还很有意思，如士耳其等国家，外国人民悼念主席的情况，可以选一些印发给大家参考。
女同志受的压追和污辱最深。青年同志，你们知道什么叫吉普女郎？就是把中国妇女沦为娼妓。不仅是妇女受污辱，过去前门有个叫什么坛的地方出相公，即男人娼妓，所以，也不要搞大女人主义。最近，有一个女船长，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我写了一封信，问女同志能不能参加远洋航海，据说在交通部压力很大。这件事发生在批邓以后，我看了很生气。我说：“你们交通部，得改个名字，叫做男尊女卑部。”他们说世界上还没有过女人当船长出远洋的，我说有，她就叫×××。我在会上说，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劳动力是妇女生产的，他们听了眼睛直发愣。有人说带孩子不算劳动，我说为什么不算劳动？有人问，你讲的这个话算不算数？我说，怎么不算？
中央四号文件在机关每个支部才一本，念一遍就收起来，没有文件，你们能记住吗？应该把文件印发给大家，不应该扣住不发，扣住不发就等于封锁。
下面是谢静宜不让记录的一些内容：
我到你们这儿来，中央政治局也不知道，是你们送苹果去的同志说你们这儿苹果多，请我来看看，我想，明后天中央安排我有任务，我就抽空在今天来了。是昨天晚上告诉迟群、谢静宜的。中央文革开会开不起来，康老和陈伯达见面就吵架，陈伯达连总理的话也不听，我说话他还听，所以让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总算开了一次会，以后又不行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要保×××，但他说话不灵，所以要康老来找我，我就批了。文化革命中，蒯大富他们搞无政府主义，整了好多材料，我说我不相信你们的材料。我就不怕别人整我的材料，上海有人整了我一箱子材料我说我不要看。我当时有个声明，登在报上，是一个记者替我搞的，但他们把这些报都销毁了，后来红卫兵抄家抄出一份，在声明里讲了三点，第一我抗日，在街头上演抗日剧，有什么罪？第二我与国民党没有联系。
我出身独立劳动者，父亲是做车轮的，我只念到高小毕业，九一八事变我才十七岁，很怕当亡国奴，每天去图书馆看报，当时学校就我一个女学生天天去看报的。我上“修身”课时最没有兴趣在桌子下面做小动作，被女老师看见了，她凶的狠，打我手心，我伸手让她打，但不哭，她也没办法。后来批林批孔，我才知道“修身”就是孔孟之道那一套。
主席见面老批评我，当然我有缺点错误，不过有些不是我的错误，也批评到我头上，我想听听也好。文化革命前，我当主席的政治秘书，是三个政治秘书之一。文化革命开始后，主席为了避嫌就与我分开住了，我很少见到主席。主席很守纪律，许多话都不向我说。他们对我封锁，许多批示我不知道，例如：一九六四年关于社教的批示，我是这次发表后才知道的。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要发言，主席不让我讲，我把帽子往桌上一扔说：“杨开慧可以坐牢杀头，我连几句话都不能讲吗？”主席没有办法，还是让我发言了。
主席许多事不告诉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为了保护邓小平，把他放到江西，我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主席生病，他们不把病情告诉我，也许怕我难过。刘冰的两封信，也不让我知道，我就和他们吵，一定要影印发给政治局。